我国应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间:2016-07-07 14:55:54 来源:果冻传媒无码 作者:经济参考报
【智慧安防网讯】新的技术革命，常常会显着改变产业及社会进步的轨迹。在不少领域，以往的技术、人才等积累，会因技术的大变革而失去其固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常常会，因此在许多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今中国，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这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新是根本出路，要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驱动社会各部门迈上新台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它将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刻变革。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哪些特征？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这些问题，笔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
技术革新在多领域集中爆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十数年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新技术，在多个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伴有不少井喷式的商业化应用，或者让人们看到了美好的应用前景。
“面对高涨的新技术浪潮，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在系统地梳理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历次大的技术变革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倾向于将这次大变革归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李东红说。
李东红认为，与以往叁次工业革命相类似，第四工业革命的显着特征首先在于：技术创新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的状态、方式与质量，将毫无疑义地把社会进步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另外一个显着特征：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人们很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某种通用技术的突破性创新，诸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与流水线技术和第叁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与数字技术。这一次，以多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为显着特征。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3顿打印技术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不仅促进所在已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升级，培育出了众多的全新产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其他相关产业领域，带动全社会的大发展。例如，新型材料技术的突破，带动了包括化工、机械、电子、航空、医疗、能源、建筑等大批产业的发展；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包括制造、零售、金融、教育等几乎所有产业的历史性变革，等等。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给出了包括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视觉成为新的交互界面等在内的23项重大技术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技术变革，都将直接对整个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促动，并带来一系列的新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世界洗牌？
李东红表示，人类社会的进步，始终是一部世界各国你追我赶的发展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上千年间，中国无疑是全球范围内强有力的引领者。英国学者彼得·马什考察发现，175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约为叁分之一。
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制造业以英国为核心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西欧国家同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英国最终赶上并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主要策源地的美国，借此机会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头号强国。这一阶段，欧美等少数国家普遍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格局形成。在第叁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获得提升，继续在世界各国中保持引领地位。
日本，在第叁次工业革命最初的数十年间获得长足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概念为全球普遍接受，欧美日发达国家在迄今为止的数十年间保持着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地位。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发展的步伐明显慢于西方各国，并最终被许多西方国家赶上和超过，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近代中国。列强在同期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对中国的入侵，更令中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李东红表示，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一直在努力谋求“赶超”，以期充分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实现富民强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进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30多年间，伴随着全球第叁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演进，我国努力发挥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的优势，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大幅度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并在某些产业领域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李东红认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欧美发达国家，无疑希望充分把握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发挥他们在高端技术、高端人才和品牌等方面已经积累形成的优势，努力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中继续保持引领地位，甚至希望伺机扩大并巩固这种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智慧工厂、智能制造等时代的到来，使得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中的地位显着下降，制造业将重新回归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技术、高技术人才的发达国家将再次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居于主导地位，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大规模失去工作的困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加大，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将可能因此而加大。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不会完全认可上述认识，赶超全球领先的发达国家的目标与努力从未发生过动摇。事实上，新的技术革命，常常会显着改变产业及社会进步的轨迹。在不少领域，以往的技术、人才等积累，会因技术的大变革而失去其固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常常会，因此在许多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李东红说，更进一步，之前的一些领先国家，会因为路径依赖而难以把握住一些新的机遇，后发国家却有可能因轻装上阵而更能抢先一步。
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创新
毋庸置疑，谁能更好地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谁将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都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不同国家能够把握住的机遇数有限、不同国家把握同一机遇的程度也会存在差异。那么，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已经位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今中国，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这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呢？
李东红表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新是根本出路，要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驱动社会各部门迈上新台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如此共识的落地呢？以创新去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战略路径又该是什么呢？李东红称，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条件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优势。立足自身的优势去选择适宜的创新战略，是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逻辑起点。
首先，要发挥我国工业部门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和我国市场需求容量大、层次多这两大明显优势，寻找技术革新的多点突破和整个工业体系的创新。
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且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非常雄厚的基础，这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显着特征，恰恰在于多个领域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因此，从供给侧的视角出发，我国完全拥有在如下两个层面实现创新突破的基础：第一，不是在一个或者两个领域，而是可能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的赶超；第二，不仅在于若干工业领域，更在于发挥整合优势，实现整个工业体系的系统性创新。
另一方面，我国不仅人口总数居世界各国之首，且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增长。这两大因素的迭加，使得我国在诸多产物与产业领域，都拥有全球最大的现实或潜在市场，特别是，庞大人口因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使得许多领域的中高端市场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可观，不少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供给缺口。由此，从需求侧的视角出发，光是我国国内市场，就足以为众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物提供充足的市场需求空间，且不说还有相当容量的潜在国际市场。同时，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非均衡性，这使得我国能够为许多产业的低、中、高全线产物同时提供大量的市场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进步的连续性提供了市场需求上的保障。那些原本在中低端满足市场需求的公司，完全有可能实现螺旋式上升，在满足现有市场需求中获得资本与技术的积累、在以此为基础满足更为高端的需求中获得技术进步，如此不断向高端攀升。
其次，要发挥我国“全国一盘棋”、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强的优势，集中优势资源寻求多点与工业体系的创新突破。
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我国有自己的制度与体制优势，能够在清晰的顶层设计指引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现全国上下高效率地围绕共同目标大力推进具体工作。为此，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我们要努力把这一层面优势发挥出来，立足关键技术突破进行顶层设计，并以此统筹、引导相关工作，建立各类资源集聚、发挥最大效用和获得必要回报的长效机制，引导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人才等实现大规模局部集聚，这将有助于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若干技术领域快速地、更好地实现赶超和引领。
从这一视角出发，多点突破与工业体系的创新，不是要遍地开花和工业体系的每个细小领域都去寻求颠覆性的变革，撒胡椒面式的做法终究是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的。我们的多点突破，需要特别强调将创新资源的投入集中起来，聚焦于部分领域，要紧紧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够发挥我国工业基础优势及市场优势的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寻求核心技术开发及其应用的历史性突破。而工业体系的创新突破，更多地强调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各部门的强力支撑与高效协同机制。因此，选择性地在若干关键技术、关键路径、关键环节等取得历史性的创新突破，是我们的战略选择。这就要求，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以及后续的技术开发与产物开发，都要点面结合，在关注全面发展的同时，尤其要寻求在关键点上的突破。
再次，要发挥我国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文化优势，在兼收并蓄中抢占创新制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我国各行各业，均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虚心向全球范围内的领先者学习，并把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结合中国的市场需求进行再创新，从而实现了在包括轨道交通、电信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弯道超车。我们崇尚拼搏精神和忘我工作，常常是以更多、更长时间的人力投入和钻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攻关突破。这些是过往我国取得辉煌建设成就的重要支撑力量，也已经成为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东红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在集中优势力量，主要借助自身力量寻求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全球范围的新发展，及时跟踪其他国家的技术变革进展，快速学习并将其融入我们的知识体系之中；需要大规模引进优秀人才，集聚一批又一批世界各国的高端人才服务于我国的创新工作；需要搭建我国公司与国内外各类公司等组织的合作平台，在合作创新、共享创新成果中寻求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
当今中国，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这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新是根本出路，要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驱动社会各部门迈上新台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它将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刻变革。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哪些特征？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这些问题，笔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
技术革新在多领域集中爆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十数年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新技术，在多个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伴有不少井喷式的商业化应用，或者让人们看到了美好的应用前景。
“面对高涨的新技术浪潮，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在系统地梳理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历次大的技术变革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倾向于将这次大变革归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李东红说。
李东红认为，与以往叁次工业革命相类似，第四工业革命的显着特征首先在于：技术创新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的状态、方式与质量，将毫无疑义地把社会进步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另外一个显着特征：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不同，人们很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某种通用技术的突破性创新，诸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与流水线技术和第叁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与数字技术。这一次，以多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为显着特征。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3顿打印技术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不仅促进所在已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升级，培育出了众多的全新产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其他相关产业领域，带动全社会的大发展。例如，新型材料技术的突破，带动了包括化工、机械、电子、航空、医疗、能源、建筑等大批产业的发展；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包括制造、零售、金融、教育等几乎所有产业的历史性变革，等等。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给出了包括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视觉成为新的交互界面等在内的23项重大技术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技术变革，都将直接对整个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促动，并带来一系列的新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世界洗牌？
李东红表示，人类社会的进步，始终是一部世界各国你追我赶的发展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上千年间，中国无疑是全球范围内强有力的引领者。英国学者彼得·马什考察发现，175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约为叁分之一。
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制造业以英国为核心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西欧国家同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英国最终赶上并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主要策源地的美国，借此机会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头号强国。这一阶段，欧美等少数国家普遍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格局形成。在第叁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获得提升，继续在世界各国中保持引领地位。
日本，在第叁次工业革命最初的数十年间获得长足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概念为全球普遍接受，欧美日发达国家在迄今为止的数十年间保持着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地位。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发展的步伐明显慢于西方各国，并最终被许多西方国家赶上和超过，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近代中国。列强在同期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对中国的入侵，更令中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李东红表示，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一直在努力谋求“赶超”，以期充分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实现富民强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进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30多年间，伴随着全球第叁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演进，我国努力发挥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的优势，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大幅度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并在某些产业领域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李东红认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欧美发达国家，无疑希望充分把握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发挥他们在高端技术、高端人才和品牌等方面已经积累形成的优势，努力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中继续保持引领地位，甚至希望伺机扩大并巩固这种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智慧工厂、智能制造等时代的到来，使得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中的地位显着下降，制造业将重新回归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技术、高技术人才的发达国家将再次在产业发展中全面居于主导地位，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大规模失去工作的困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加大，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将可能因此而加大。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不会完全认可上述认识，赶超全球领先的发达国家的目标与努力从未发生过动摇。事实上，新的技术革命，常常会显着改变产业及社会进步的轨迹。在不少领域，以往的技术、人才等积累，会因技术的大变革而失去其固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常常会，因此在许多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李东红说，更进一步，之前的一些领先国家，会因为路径依赖而难以把握住一些新的机遇，后发国家却有可能因轻装上阵而更能抢先一步。
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创新
毋庸置疑，谁能更好地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谁将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都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不同国家能够把握住的机遇数有限、不同国家把握同一机遇的程度也会存在差异。那么，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已经位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今中国，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这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呢？
李东红表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新是根本出路，要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驱动社会各部门迈上新台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如此共识的落地呢？以创新去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战略路径又该是什么呢？李东红称，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条件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优势。立足自身的优势去选择适宜的创新战略，是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逻辑起点。
首先，要发挥我国工业部门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和我国市场需求容量大、层次多这两大明显优势，寻找技术革新的多点突破和整个工业体系的创新。
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且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非常雄厚的基础，这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显着特征，恰恰在于多个领域先进技术的集中爆发。因此，从供给侧的视角出发，我国完全拥有在如下两个层面实现创新突破的基础：第一，不是在一个或者两个领域，而是可能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的赶超；第二，不仅在于若干工业领域，更在于发挥整合优势，实现整个工业体系的系统性创新。
另一方面，我国不仅人口总数居世界各国之首，且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增长。这两大因素的迭加，使得我国在诸多产物与产业领域，都拥有全球最大的现实或潜在市场，特别是，庞大人口因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使得许多领域的中高端市场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可观，不少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供给缺口。由此，从需求侧的视角出发，光是我国国内市场，就足以为众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物提供充足的市场需求空间，且不说还有相当容量的潜在国际市场。同时，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非均衡性，这使得我国能够为许多产业的低、中、高全线产物同时提供大量的市场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进步的连续性提供了市场需求上的保障。那些原本在中低端满足市场需求的公司，完全有可能实现螺旋式上升，在满足现有市场需求中获得资本与技术的积累、在以此为基础满足更为高端的需求中获得技术进步，如此不断向高端攀升。
其次，要发挥我国“全国一盘棋”、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强的优势，集中优势资源寻求多点与工业体系的创新突破。
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我国有自己的制度与体制优势，能够在清晰的顶层设计指引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现全国上下高效率地围绕共同目标大力推进具体工作。为此，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我们要努力把这一层面优势发挥出来，立足关键技术突破进行顶层设计，并以此统筹、引导相关工作，建立各类资源集聚、发挥最大效用和获得必要回报的长效机制，引导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人才等实现大规模局部集聚，这将有助于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若干技术领域快速地、更好地实现赶超和引领。
从这一视角出发，多点突破与工业体系的创新，不是要遍地开花和工业体系的每个细小领域都去寻求颠覆性的变革，撒胡椒面式的做法终究是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的。我们的多点突破，需要特别强调将创新资源的投入集中起来，聚焦于部分领域，要紧紧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够发挥我国工业基础优势及市场优势的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寻求核心技术开发及其应用的历史性突破。而工业体系的创新突破，更多地强调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各部门的强力支撑与高效协同机制。因此，选择性地在若干关键技术、关键路径、关键环节等取得历史性的创新突破，是我们的战略选择。这就要求，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以及后续的技术开发与产物开发，都要点面结合，在关注全面发展的同时，尤其要寻求在关键点上的突破。
再次，要发挥我国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文化优势，在兼收并蓄中抢占创新制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我国各行各业，均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虚心向全球范围内的领先者学习，并把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结合中国的市场需求进行再创新，从而实现了在包括轨道交通、电信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弯道超车。我们崇尚拼搏精神和忘我工作，常常是以更多、更长时间的人力投入和钻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攻关突破。这些是过往我国取得辉煌建设成就的重要支撑力量，也已经成为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东红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在集中优势力量，主要借助自身力量寻求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全球范围的新发展，及时跟踪其他国家的技术变革进展，快速学习并将其融入我们的知识体系之中；需要大规模引进优秀人才，集聚一批又一批世界各国的高端人才服务于我国的创新工作；需要搭建我国公司与国内外各类公司等组织的合作平台，在合作创新、共享创新成果中寻求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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